案例255：陈某1户籍迁入上海并非依据知青子女回沪政策直接迁入系争房屋（而是毕业后被上海单位录用，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之后由上海市P局办理户口迁入上海的手续），且未实际居住，故不是同住人。

常敬泉律师  138-1643-7460

上海市德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

上海市律师协会不动产征收业务研究委员会委员

二审法院认为：

本案中陈某1方亦提起上诉，其上诉主要认为，陈某1是依据支内子女政策回沪，且陈某1方三人实际居住系争房屋超过一年，故三人均应被认定为系争房屋共同居住人。然，根据陈某1方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，陈某1系根据《上海市A学校向江西省上海籍职工子女招生的实施意见》报考上海市A学校，并被上海D局所属芜湖B学校录取。其毕业后被上海单位录用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后，根据上述实施意见的规定，由上海市P局办理户口迁入上海的手续。故陈某1户籍迁入上海并非依据知青子女回沪政策直接迁入系争房屋。就陈某1方是否实际居住系争房屋的问题，除陈某1之母余8对其居住事实予以确认，其余当事人均予以否认，二审中陈某1方虽提供诸多证据，但如前分析，均无法证明陈某1方的居住事实，何况徐5的户籍还未迁入系争房屋，也不符合被认定为共同居住人的前提条件。故陈某1方的上诉理由本院均难以采纳。一审法院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，正确认定

（公众号案例仅供参考，不能类推适用，名字为化名。）

陈1等与陈2等共有纠纷民事二审案件民事****

陈浩巧等与陈浩林等共有纠纷民事二审案件民事****

(2022)沪02民终3998号

陈3方上诉请求：判决陈3方分得上海市黄浦区XX路XX号房屋（以下简称系争房屋）的征收补偿款1,785,720.49元

陈9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：依法分割系争房屋的房屋征收补偿利益，陈9方要求获得1,850,000元。

一审法院认定事实：

系争房屋为公房，承租人为陈3，租赁部位为XX层XX楼（使用面积18平方米）、二层后楼（使用面积6.8平方米）。在租用公房凭证中的“产权属承租户的搭建”一栏中记载：二层后楼内阁（使用面积5.2平方米）。

2020年9月22日，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作出黄府征（2020）7号《房屋征收决定》，对系争房屋所在的“黄浦区余庆里地块旧城区改建项目”实施征收，征收类别为旧改项目。

系争房屋被征收时，除了徐5，其他当事人的户籍均在系争房屋内。

2020年12月13日，陈3（乙方）与案外人上海市黄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（以下简称住房保障局，甲方）签订《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》，约定：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上海市XX事务所有限公司，乙方是公房承租人即陈3；公房租赁凭证记载居住面积24.8平方米，换算建筑面积38.2平方米，认定建筑面积38.2平方米；房屋类型为旧里，房屋性质为公房，房屋用途为居住；被征收房屋经评估，居住XX房XX市场评估单价为每平方米建筑面积53,377元；评估均价经评估公司计算，并在征收基地公布，房屋征收范围内被拆除房屋评估均价为每平方米建筑面积52,038元，被征收房屋评估单价低于评估均价的，按照评估均价计算被征收房屋评估总价；根据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确定，房屋征收价格补贴系数为0.30，套型面积补贴为建筑面积15平方米，计算居住困难货币补贴的折算单价为每平方米建筑面积21,000元；根据相关规定及本基地征收补偿方案，被征收房屋的价值补偿款计3,008,126.60元,其他各类补贴、奖励费用合计1,233,800元，所有结算单合计金额为4,896,661.47元。

在《黄浦区余庆里地块房屋征收特殊对象审核表》中记载：陈6为大病医保范围的人员，胡7为年满80周岁的高龄老人，余8为持有残疾证的残疾人员。

2010年7月3日，上海G有限公司工会出具《证明》，内容为：“陈3同志原系上海G有限公司员工，于2007年6月退休。1994年1月陈3同志以购房的形式购买了上海G有限公司的产权房，产权房地址：上海市长宁区XX号XX室，购房单价1,872.7元／平方，共59.23平米，总价113,139元，首付款29,458元，余款在陈3的住宅基金中按期扣付，并在1996年底全部结清房款。特此证明”。在该《证明》下方盖有“上海G有限公司工会”，但无经办人或负责人签名。

徐XX、陈9均为上海知青。陈2系支内子女户籍迁入本市。1999年10月，江西XX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出具《证明》，证明陈6系“1958年10月15日由上海市XX公司工作……”。2007年11月，九江XX厂出具《证明》，内容为：“兹有九江XX厂退休职工陈某3同志，该同志原在上海XX大学工作，后在1965年8月支内调江西九江XX厂工作，直至正常退休。该同志属支内职工。特此证明”。在该《证明》下方有“九江XX厂”公章和经办人签名。

一审法院审理中，余8、陈某1方提供《户口审批表》复印件，其中记载：陈某3因退休户籍由江西省九江市迁入系争房屋，随迁人员为余8；申报事由为：“陈某3 65年大学毕业分配去江西工作，2004年退休，妻非沪籍，1999年退休，子1999年技校毕业分配在沪”。在“派出所意见”的“民警”一栏中记载：“单支双退，都符合来沪年龄，来沪投子……”。在“户政科”一栏中记载：“单支双退休，一女在江西，一子在沪”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陈6方提供的证据能证明陈6属于支内人员，且陈2系作为支内子女户籍迁入本市，故陈6、陈2户籍迁入系争房屋属于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迁入的情形，应认定为该房屋的共同居住人。胡7原非本市户籍人员，未在系争房屋内实际居住生活满一年以上，故其不符合系争房屋共同居住人的条件，无权享有该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（除特殊困难补贴外）。然陈3与上海G有限公司在1994年1月28日签订安龙路房屋《上海G有限公司住房售配合同》，但根据陈3方提供的《住房购配核算审批表》复印件、《上海市企业单位统一收据》复印件显示，安龙路房屋的建筑面积为59.23平方米，房屋总价为108,618元，陈3个人承担房屋总价的25％即27,155元，陈3一次性付清房款金额为23,566元，扣除陈3在公司的住宅金为15,700元，其需现金支付10,084元。陈3方并未提供其之后又向上海G有限公司支付剩余房款的证据，且从《上海G有限公司住房售配合同》中记载“乙方居住五年后如要出售上述房屋时，必须首先以乙方原买进价格扣除折旧后出售给甲方，或在甲方同意后，在全部房价付清的前提下出售，乙方对上述房屋的调换、转让、赠送、分割等必须得到甲方同意。”可见，陈3获得安龙路房屋属于其享受了单位的福利，属于他处有房。鉴于1994年1月《住房调配单》中明确记载安龙路房屋的配房人员为陈3、陈4，故陈4亦属于他处有房。虽然陈3属于他处有房，但因为陈3是系争房屋的承租人，根据相关规定，其仍享有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。

余8的户籍虽是因离退休于2008年2月28日由江西省九江市迁至系争房屋内，但其已在系争房屋内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，且本市他处无房，故符合系争房屋共同居住人的条件，有权享有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。

陈某1的户籍是因招工于1999年3月5日由江西省九江市迁至系争房屋内，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在系争房屋内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，故其不符合系争房屋共同居住人的条件，无权享有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。在分割征收补偿利益时，应就当事人是否符合共同居住人资格进行审查，从系争房屋的历史来源、户籍迁移状况、实际居住历史以及系争房屋是否属于其生活的必要场所、他处获得福利性质房屋情况、特殊困难补贴的专属性、对获得征收补偿利益的贡献等方面综合进行判断，并应体现补偿与安置兼顾的原则，综合考虑当事人自身及所属家庭的情况，考虑保障实际居住人基本生活的必要条件，平衡各方利益等，故法院遵循公平合理原则，酌情确定陈6方享有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款2,000,000元（包括特殊困难补贴在内，但胡7仅享有特殊困难补贴），陈3享有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款1,146,661.47元，余8享有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款1,750,000元（包括特殊困难补贴）。

本院经审理查明，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，本院予以确认。

本院认为，本案中陈某1方亦提起上诉，其上诉主要认为，陈某1是依据支内子女政策回沪，且陈某1方三人实际居住系争房屋超过一年，故三人均应被认定为系争房屋共同居住人。

然，根据陈某1方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，陈某1系根据《上海市A学校向江西省上海籍职工子女招生的实施意见》报考上海市A学校，并被上海D局所属芜湖B学校录取。其毕业后被上海单位录用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后，根据上述实施意见的规定，由上海市P局办理户口迁入上海的手续。故陈某1户籍迁入上海并非依据知青子女回沪政策直接迁入系争房屋。就陈某1方是否实际居住系争房屋的问题，除陈某1之母余8对其居住事实予以确认，其余当事人均予以否认，二审中陈某1方虽提供诸多证据，但如前分析，均无法证明陈某1方的居住事实，何况徐5的户籍还未迁入系争房屋，也不符合被认定为共同居住人的前提条件。故陈某1方的上诉理由本院均难以采纳。一审法院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，正确认定共同居住人并综合考虑平衡各方利益后，遵循公平合理原则，所酌定承租人及各共同居住人分得的征收补偿款金额，尚属合理，本院予以认同，不再做调整。

综上所述，陈某1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，应予驳回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应予维持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